副教授被精神病人打死4年，妻子仍上诉

xinwen.mobi · 发表于 3 天前

副教授遇害四年后：法治边界下，一个家庭的艰难求索
被害人妻子敖女士在庭审前讲述，那天阳光很好，她特意为丈夫买了他爱吃的花生米，等待他打疫苗回家，但最终等来的却是警方上门告诉她丈夫遇害的消息。

2021年11月30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某平在湖北大学琴园小区遭精神病人王某刚持棍袭击，不治身亡。近四年过去了，围绕此案的民事追责仍在继续。

目前，敖女士正在两条法律战线同时寻求正义。2025年8月，她与湖北大学就民事赔偿责任的二审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束，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就在几天前的12月5日，关于王某平遇害是否应被认定为工伤的二审也在同一法院开庭。她坚持认为丈夫因工作原因遇害，应被认定为工伤，但这一诉求之前已先后被武汉市人社局和江岸区人民法院驳回。

01 案件回顾与民事追责
王某平遇害的场景令人痛心。2021年11月30日中午，他在工作间隙准备去接种疫苗，在自家小区停车处遥控开车门时，被王某刚误认为在“学鸟叫”，遭到木棍猛烈击打头部。

据敖女士回忆，当天她刚买好丈夫爱吃的花生米，准备等他回家一起吃饭，结果等来的却是警察的敲门声。

案发前，凶手王某刚已有明显异常表现。他曾于2020年9月17日报警称“有人要杀他”，随后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他被诊断患有“使用酒精引起的精神和行为障碍”，出院后病情似乎有所好转。

案发当天，王某刚曾两次试图袭击小区居民均未成功。直到他遇到王某平，悲剧发生了。

2023年8月，法院认定王某刚作案时处于偏执型分裂症发病期，判决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02 曲折的民事追责之路
在刑事案件结束后，敖女士将目光转向民事追责。她认为，丈夫的遇害不完全是精神病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多个环节“失守”的结果。

敖女士对王某刚、小区物业管理方湖北大学、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及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提起诉讼，索赔179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湖北大学作为小区物业管理方，在小区监控、安保巡逻及对外来人员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判决其承担全部补充责任，赔偿敖女士97万余元。但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和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被认为不承担侵权责任。

对这一判决，敖女士和湖北大学均提起上诉。在8月19日的二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 上。

03 工伤认定的法律争议
除了民事追责，敖女士还在为丈夫申请工伤认定。她认为，丈夫遇害时正在进行工作与个人事务交叉的活动，应当认定为工伤。

根据敖女士的讲述，当天丈夫是在修改学生论文数据的间隙，出门接种疫苗加强针。她认为，这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范围。

但相关部门和法院的观点不同。武汉市人社局认为，接种疫苗属于公民自主行为，不属于工作内容或履行单位工作职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第三人表示，王某平遇害并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2024年7月，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随后江岸区法院也驳回了敖女士的诉讼请求。

04 精神病人监管的法律困境
这起案件折射出精神病人监管与公共安全的复杂问题。王某刚的精神病史已有数年，且事发前曾接受治疗。但出院后，谁来负责长期监管，法律并无明确规定。

在法律层面，监护人应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负责。但这起案件中，王某刚的监护人是他80多岁的老母亲，通过视频参加庭审时甚至听不懂普通话。

《精神卫生法》规定了医疗机构、监护人和政府部门的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精神病人特别是流浪精神病人的监管仍存在明显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和救助站履行了相关职责。武昌公安分局将王某刚送至救助站；而郑州市救助站为他购买了火车票让他到武昌中转，也都符合规定。但这些合法合规的行为，并未阻止悲剧的发生。

05 受害者家庭的持续伤痛
王某平的遇害不仅是一次悲剧事件，更是对家庭的毁灭性打击。

对于敖女士来说，案件虽已过去近四年，但她仍无法走出丈夫离去的阴影。她常常背着丈夫的书包外出，丈夫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毛巾也保留原状：“洗了就闻不到他的味道了。”

她的儿子在得知父亲离世后晕倒，大把掉头发。整个家庭仍处于极度的悲痛中。

面对漫长的法律诉讼，敖女士坦言：“又经历一轮伤害。”但她依然坚持上诉。对于索赔金额，她坚决否认“想靠丈夫的死获利”的说法，并指出：“如果有人能救活我丈夫，哪怕是植物人，我都愿意出双倍赔偿金！”

时至今日，王某平家中书房仍保持着他生前的模样。敖女士背着他的书包走过近四年时光，案件的两条法律战线仍无最终定论：民事赔偿责任的二审结果尚未宣布，而工伤认定案件的二审庭审已在12月5日结束，等待判决。

在离事发地不远的香港，一桩类似的案件刚刚落下帷幕：香港大学前副教授张祺忠杀妻案经重审，因其精神失常被认定犯误杀罪，最终被判有期徒刑7年4个月。

两案均涉及精神障碍与法律责任，但结局截然不同。武汉的案件中，法律保护与公共安全的平衡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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